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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話錄:打撈作家們的文學人生

閱讀:363 次 作者: 來源:現代快報 發布日期:2020-04-19 07:17:00
基本介紹:一起問道文藝網分享的文學人物談話錄。

  王安憶、葉兆言、畢飛宇這幾位當代重要作家的談話錄于近期新版。對談中,作家們與他們信任的批評家暢聊自己的文學人生。其中,葉兆言和南京大學教授余斌的談話錄《午后的歲月》、畢飛宇和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莉的《小說生活》,都是當初出版社定制的。王安憶和復旦大學教授張新穎的《談話錄》則是文學雜志約稿,后結集出版。

  從這些即興的聊天,我們可以看到,成長背景和人生際遇怎樣影響著一個作家的個性與稟賦,他們的寫作特色如何形成,風格怎樣流變,他們眼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是怎樣一番景象,以及他們如何評價“同時代人”。

  由于對談的雙方屬于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關系,也是彼此信任的朋友,所以談話中透露了很多不足為外人道的“干貨”。譬如葉兆言談到早年工廠生活和編輯工作的不順,還翻了和陳凱歌的舊賬;作為“文二代”的王安憶,回憶了母親茹志鵑對自己寫作生涯的提攜,還有對很多文學前輩的印象;畢飛宇則詳聊了自己的閱讀史,他那部著名的《小說課》,很多話題即發軔于他的這本談話錄。

  值此新版之際,現代快報《讀品》周刊連線余斌、張新穎和張莉,請他們就作家們的一些重要觀點,談談看法。

  讀品:作家談自己的經歷、閱讀、寫作和文學觀,通過對談的形式來呈現,會有什么別樣的效果?而且一方是現當代文學學者,一方是作家,屬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系,這種對談對彼此的工作——你們的研究和他們的寫作,有何相互的促進和刺激?

  余斌:涉及到文學的東西,葉兆言寫過好多文章,最核心的、成型的觀點肯定在文章里寫過了。訪談這種形式比較隨意、即興,有很多不太可能組織到文章里面去的,這時候就出來了。兩者是一個印證、互補吧。

  張新穎:借助這個談話,我對王安憶的了解會更多一些。對一般的讀者來說,談話錄里面有很多王安憶在別的地方沒談過的東西,因為她不是一個喜歡談自己的作家,她跟我談得比較坦率,因為關系比較熟,所以很多東西可以說出來。在其他的場合,不一定會說得這么多,我覺得這是它的價值。但這個談話對她本人的寫作不會有什么促進,因為她是一個個性很強的作家。

  張莉:畢老師自己說過,《小說課》的很多話題是從《小說生活》生發的。談完了之后,他有很多東西想表達,就激發了《小說課》的寫作。對談意味著開放性,對談者性別、年齡、趣味都有差異,才構成對話。比如我們討論《水滸》時,我會直接說,作為女性,我不喜歡這小說中的某種趣味。當時是在南京的咖啡館里談的,旁邊還有上海出版社的兩個姑娘和速記?,F場談有很多想不到的、靈機一動的東西,他說話很幽默,氣氛很好。

  讀品:總的來說,還是作家說得多,批評家說得比較少。

  余斌:那是葉兆言的書,肯定我要就著他,另外呢,有錄音機在旁邊,我總覺得有障礙,他成名那么多年,接受過那么多采訪,他比較放松,我不習慣。再有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說話方式,像我雖然不那么學究氣,不那么書面化,但跟他比起來,還是沒他那么隨意,比較斟詞酌句,有時候會蹦出來術語,可能會破壞他的談話節奏。

  張莉:對談之前,畢飛宇寫信說,希望對話是平等的,各占二分之一。但是,對談當然是有主角的,讀者最感興趣的還是作家本人。所以,我內心有自己的設定,文字整理出來,大概他說三分之二,我說三分之一。當時對這本書的預期是,不口水、不枝蔓,要切實、要誠實。初衷應該是達到了。

  讀品:作家心中有一部屬于個人的文學史,跟主流的文學史有重合,也有很大的不同。比如葉兆言在80年代初的大學畢業論文里,就說楊朔風格過時了,把指導老師氣得不行,因為老師是研究楊朔的;碩士論文寫的是錢鐘書,但答辯的時候,有老師還沒看過《圍城》,因為研究張愛玲、錢鐘書,在那時屬于“旁門左道”。錢鐘書、張愛玲在我們主流的文學史里,現在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評價?你們怎么看文學觀念的更新、文學史的重寫?

  余斌:研究生都要有一個“開題”,我知道一些非主流作家,在有些學校開題都通不過的,當時意識形態的東西比較多,那時楊朔在散文寫作上還是一個標桿、典范,葉兆言本科畢業寫那么一篇文章,是比較離經叛道的,他把楊朔散文和“宮廷文學”聯系起來,還是比較大膽的,在當時包括我們那個班上還是極少數。

  現在主流的文學史,到底怎么去安放張愛玲、錢鐘書這樣的作家,我已經不太清楚了。大多數現代文學作品,如果不是中小學作為指定的參考書目的話,已經沒有讀者了,錢鐘書和張愛玲肯定比很多文學史上地位抬得比較高的人,讀者要多得多。他們在文學史上應該已經有了一席之地,但具體抬到哪一流,我不是十分清楚,但基本上還是得到肯定的吧?!拔膶W史”關鍵的問題是標準,根據不同的標準,寫出來的文學史肯定差別是非常大的。我所見過的文學史,還是缺少鮮明的個人性?!爸貙懳膶W史”這個呼聲早就有了,但是一直是在大的框架下的修補,我看到的不同的文學史,沒有拉開太大的距離。如果還是過去的文學史的框架,意味著那個標準還在,只是在一個比較寬容的位置接納了他們,那就還是一個比較邊緣的位置,評價不可能太高,也不可能有充分的理解,就是“聊備一格”吧。

  張新穎:錢鐘書、張愛玲在我們現在的文學史里面,當然已經有非常充分的肯定了,也是學生愿意研究、愿意閱讀的,其實挺熱的。

  張莉:不管怎么重寫文學史,真正好作品都會被人淘洗出來。好東西就是好東西,歷經歲月依然鮮活。長遠看來,好的文學史內在里是有一個穩定標準的?!对娊洝贰妒酚洝贰都t樓夢》過了多少年都是瑰寶。

  讀品:作家們并不諱言,他們的文學滋養,普遍來自外國作家。比如葉兆言說“我想我的世界觀,我的文學標準和尺度,都是外國文學作品給的”,王安憶推崇的是像雨果這樣的歐洲古典主義作家,畢飛宇喜歡契訶夫、托爾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。不過,彼此也有一些認識上的不同,葉兆言對中國20世紀文學,尤其小說,是不太瞧得上的,而王安憶認為,二三十年代作品中的語言和理想主義,在今天可能有了一種經典性。你們怎么看這種差異?怎么評價中國20世紀的文學?

  余斌:葉兆言指的是1949年以前的文學,那些作家現在還站得住的,確實很少了。大多數作家只剩下史料的價值,也只有做研究的人去看,很多讀者不會去看了。從新文學開始,文學已經另起爐灶了?!傲砥馉t灶”的意思就是,不是在古代文學的延長線上了,就小說而言,新文學小說和古代小說完全是兩個概念了。從魯迅那一輩開始,他們的老師就都是外國作家,魯迅自己明確講過,他寫短篇小說,主要仰仗的就是他讀的百十來篇外國文學作品。一直到葉兆言他們這一茬的作家,你看他們的訪談,不是葉兆言一個人這么說,基本上談自己的文學師承,都是馬爾克斯、卡夫卡這樣的作家。以外國作家來開啟自己的寫作,這幾乎是普遍的。魯迅他們的外國老師,可能是19世紀那一茬的;當代作家的導師,可能是20世紀及以后的。是這個差別。傳統文學的影響不能說沒有,只要你是中國人,它都會有的,但是在自覺層面上有意識去模仿的對象,毫無疑問是外國文學、外國作家。這不是葉兆言一個人的看法。包括對中國現代作家的評價,也應該是普遍的。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,普遍缺失文學性。

  張新穎:作家有差異,這個很正常啊,每個作家都會有差異的,我覺得有這種差異才是好的。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,他的文學資源不一樣,這樣才是好的,這樣才會形成一個生態,就像一個樹林子里面就應該是什么樹都有的,不是一個單一品種。我不太同意說這個20世紀文學史里面提到的作家,只剩下了資料和研究的價值,不被人閱讀,其實也有很多我們還在讀,我們讀魯迅、讀錢鐘書、讀沈從文、讀穆旦,等等,很多。我不認為20世紀文學史是一個很虛空的東西,我覺得它的價值可能還需要我們繼續去挖掘、去認識。

  張莉:白話文學相對于古文的時間是短的,現在大家都在路上。20世紀文學的高峰當然是魯迅,《小說生活》里,畢飛宇說魯迅真正實現了“人劍合一”的作家,我非常同意。魯迅是有硬骨頭的作家,他的語言也非常有骨血,他是力量型、一擊即中的作家。其實,20世紀文學里,有許多作家作品我們今天依然在讀。

  讀品:一個優秀作家,他們對文學作品的看法,對文學趨勢的評價是否更敏感,更有一種前瞻性?

  余斌:作家的判斷有時候更敏感、更準確,但也有可能不靠譜。對作家來說,最重要的不是判斷,他們更多的是“六經注我”。學者就不一樣,“我注六經”的成分更多一點。對同一部文學作品的體認,作家能夠站到作者的立場,那種感覺更能摸得著,當然有一個前提,這個作家對了他的路;而學者更超脫一點,但他的優勢和劣勢都在這兒,因為超脫,有些地方可能進不去,對作品更幽微的地方,體認起來沒有作家那么敏感,有時候就隔靴搔癢。

  張莉:優秀作家和優秀批評都是敏感的。有時候一位作家對別的作家作品評價得一塌糊涂,可他的作品本身卻具有預言性和前瞻性;有時候作家的創作談寫得很好、對文學趨勢的理解說得天花亂墜,但他的作品會讓人失望。情況不一樣,作家的很多認識是體現在他作品中的。

  讀品:如何評價你們的對談者?還有他們同時代的寫作者?

  余斌:他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代文學的水準,是在文學史上能夠站得住的作家。后來的作家不太好下斷言,后來閱讀量下降了,也沒有去跟蹤。莫言和阿城,是我個人印象特別深的作家,阿城現在比較低調、沉默,但我是特別喜歡的,有他功力的當代作家很少很少。

  張新穎:王安憶以及王安憶這一代的作家,寫作的歷史比較長,大概40年左右吧。他們到現在仍然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中堅力量,而且從他們開始,個人寫作的歷史變得非常長了,因為以前的作家會有各種各樣的原因,寫作時間比較短。那么在這樣長的歷史里面,他們每個人也都會有變化,豐富性也逐漸呈現出來了。

  張莉:“同時代人”有兩個理解,一是身處于同時代,一是同年齡段的人。說到畢飛宇的“同時代人”,我更愿意談李洱、艾偉、東西這幾位,他們當時都是“新生代作家”,是先鋒文學之后出現的一批作家。和先鋒作家相比,他們的寫作氣質和追求是有差異的。我認為他們的文學審美至今依然稱得上有新異,他們的文學貢獻仍需我們慢慢去認識。

標簽:人物訪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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